●有些主播為了在直播PK中獲得勝利，甚至會通過打色情擦邊球的方式來吸引粉絲的注意力

●打賞者因場景和情緒方面而產生的非理性打賞和高額打賞行為，有可能是在主播或平臺采用誤導或欺騙方式下作出的

●某種意義上，打賞主播既像是“贈與”又像是“消費”。這種復合屬性決定了沒有現成的監管范式可以對其加以約束，目前也沒有共識性的評判標準對其進行解構

法制日報2020年11月10日訊 為了吸引粉絲掏錢打賞，無下限互動，懲罰花樣沒有底線；為了實現推廣效果，假扮大粉送出偽禮物；為了在網絡直播PK中獲得勝利，通過打法律擦邊球的方式吸引粉絲的注意力……

隨著網絡直播的迅速發展，直播行業內部競爭愈演愈烈。繼“直播連麥”霸屏各個直播平臺后，直播PK的誕生給直播行業扔進一塊石頭，激起千層浪。

然而，記者近日調查發現，直播PK從直播內容到推廣方式，都存在不少亂象，亟須引起警惕。

懲罰花樣沒有底線

目的在于吸粉掏錢

所謂直播PK，就是一個直播間的主播對另一個直播間的主播發起挑戰。直播PK要求在規定時間內，按照主播在PK階段獲取的用戶打賞價值作為積分。PK時間結束后，獲取PK積分較高的主播贏得本場PK的勝利，勝利方主播可以按照PK的規則懲罰失敗方主播，懲罰一般分為兩種：系統懲罰，約定懲罰。系統懲罰由系統隨機分配懲罰內容；約定懲罰一般為真心話大冒險、表演舞蹈樂器等內容。

如果被挑戰方接受挑戰，那么兩個直播間的主播就開始進行連麥。PK時直播間會自動劃分為兩個界面，同時顯示兩個主播的畫面。在兩位主播直播界面的下方，則是兩方直播粉絲刷禮物、發評論等動態。

在兩位主播PK開始以后，兩邊的粉絲可以通過點贊、刷禮物等互動方式，為自己心儀的主播增加人氣，兩位主播直播界面下方兩個長條的數字實時顯示雙方人氣的增幅數值，最終由兩個長條中顯示的數字來決定勝負。而長條畫幅中的數值主要以PK過程中用戶的打賞價值作為依據。輸了的一方要接受懲罰游戲。

在某汽車公司工作的朱東（化名）最近下班后的消遣主要就是看直播PK：“這種直播PK很有意思，它不像以前的直播，一個主播一直坐著尬聊，聊到最后都沒人了。直播PK雙方連麥以后會一直有互動，在互動過程中還能產生新的話題點，就像你在看兩個朋友聊天互動一樣。大家上了一天班都很累，不愿意再去看那些嚴肅沉重的內容，這種競技性的直播PK不僅形式內容生活化而且能讓人感到放松。”

“在直播平臺上送禮物操作簡單，加上氛圍緊張，如果碰巧又比較喜歡這名主播，人的情緒就會被調動起來，沖動消費，未成年人尤其難以控制住自己。”一有空閑時間就會觀看網絡直播的某公司職員楊帆說。

記者發現，主播在直播PK前可以自由選擇PK對象，一些主播更傾向于選擇熟悉的主播進行PK，也有一些主播選擇了隨機PK。相較而言，熟識的主播PK氣氛會更加活躍，粉絲之間的互動也較為頻繁。而隨機PK中，兩位主播之間的互動較少，更多地是主播與自家粉絲之間的互動。大部分主播都會通過聊天、才藝表演、用戶互動，吸引粉絲們的注意力，增加自己的支持率。

在網絡直播PK中，輸家接受懲罰，懲罰方式由贏方決定。據朱東介紹，懲罰環節是粉絲打賞和點關注的另一個高峰期，所以懲罰方式不斷翻新，而這也是吸引粉絲的一種手段。

楊帆則列舉了3種“讓人很有記憶點”的懲罰方式：第一種是輸了的主播用針在眼角上扎，必須要見血，然后在傷口處抹上牙膏；第二種是輸了的主播吃11勺鹽，生吃不喝水；第三種是輸了的主播就著煙灰水吃鹽，還有吃洗發露就煙灰水。

“還有的懲罰是10瓶啤酒、醬油、雞蛋等混合成一大盆，喝下一半，剩下的先洗頭再洗腳最后喝光。”楊帆說。

扮大粉送出偽禮物

賣慘博取粉絲同情

當前，主播連麥PK的直播競技玩法是刺激粉絲消費，實現各平臺主播獲利、漲粉最快的方式之一。

曾見證了被主播圈子稱為“世紀對決”的“劉二狗”與“散打哥”直播PK的北京市民白女士告訴記者：“整場看下來，通過不斷喊叫，刺激粉絲的沖動消費心理。人在那種氛圍感染下，支付、確認完全是不過腦子的。最終這種沖動消費只能自己來買單，獲益的只有主播和其背后的平臺。”

為了在PK中獲勝，不少主播在直播間“搖旗吶喊”。記者隨機點開某家大型直播平臺，注意到一位名為“一只X魚”的女主播與一位名為“白溪X薇”的女主播正在進行PK。

“一只X魚”不斷地對自家粉絲喊道“快投票！刷起來！一定要讓我贏”，另一位粉絲量較少的女主播“白溪X薇”則明顯處于劣勢。其間，“白溪X薇”突然起身換裝，3分鐘后，她穿著一身黑色緊身半透視裝出現在鏡頭前，扶站在座椅旁邊不斷扭動身姿，吸引看客們的注意力。而“一只X魚”則熱絡地跟熟悉的粉絲聊天互動，在聊天中，她反復強調“不能讓你們喜歡的主播輸給別人”。

據朱東介紹，粉絲在虛榮心和保護欲的雙重心理作用下，甚至會“被送禮物”。有的在直播PK中還會使用“扮大粉，送出偽禮物”的方式來烘托氣氛，讓粉絲們打賞。

為實現推廣效果，直播中，禮物和粉絲難辨真假。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很多時候，主播在線下把錢打給他人，讓他們用這些錢給自己刷禮物。“榜一、榜二、榜三送出的禮物金額代表了主播的身價，很多榜一都是公司的人或者主播個人，一般人很難刷到。”山西一位主播經紀人段鵬（化名）說，“自抬身價后，其他人就要刷更多禮物才能上榜，另一方面也抬高了主播的廣告費。”

北京市民邱先生是直播PK的忠實觀眾，他坦言，自己每次刷禮物都是因為主播的“激將法”，如果比分快要被刷下去，主播會一直喊“好沒有面子呀，我這么可愛，你們忍心傷害我嗎？”簡單送點禮物就能讓她免于受懲罰，每次主播開始喊話，他就心軟了。

邱先生稱，大主播的PK更多是粉絲團之間的較量，“有時候直播完了以后，大家對輸贏反而沒那么在乎了。因為在這個過程中，粉絲團的成員會相互鼓勵加油，我們就是一個整體，不分你我”。

這種套路，曾經也是90后栗子的必修課。曾專門在某直播平臺擔任PK主播的栗子向某MCN(俗稱網紅經紀人)機構負責人學經驗，對方告訴她：“挑釁是讓對面主播受益最有效的方式。有人覺得這樣豈不是在幫對面打自己嗎？從表面上看是這樣，但實際上你是在跟對面的游客和‘大哥’建立關系，建立溝通。如果通過我的挑釁，他們能上禮物，就說明我能調動資源。占據主導權，我才有優勢，才有嶄露頭角的機會。”

至于挑釁的方法，栗子舉例說：“咱們不打對面主播，因為ta是心地最善良的主播，咱們就揍ta家財團，ta家財團沒實力。通過這種刺激，一來可以讓他們放不下面子而刷禮物，讓對面主播受益，二來讓他們覺得你跟其他主播與眾不同，別人都希望自己贏，你是在沒事找罪受。對面粉絲也會覺得這個主播很會帶動氣氛。”

“挑釁完就要開始拉票。如果你按第二步嘲諷了對面，那么你這邊的粉絲就會擔心‘自家面子’，萬一輸了被對面瞧不起，這一步就多了一個‘集體榮譽感’，也就是給玩家一個消費理由。”栗子說。

粉絲入群門檻不低

收人錢財替人辦事

據了解，主播與粉絲的關系一般分為幾個層級：在直播間互動、拉入微信粉絲群、主播關注粉絲、加微信、線下互動等，步步升值。

栗子介紹說，對于有人氣的PK主播而言，其粉絲也必須有自己的名字，比如“9200”“X家軍”等，“這跟追星有得一拼。只要主播一聲令下‘9200，來，直播間寫1’，瞬間就可以看到直播間被‘1’刷屏”。

對于這類粉絲群，邱先生告訴記者，其入會門檻相當高，“不是誰想進就能進的，都會有‘粉頭’為主播進行把關篩選。一種是通過做任務達到一定量級后才能入場，另一種是直接看你為主播刷的禮物價值。一般情況下，入場費少則七八千元，多則十幾萬元。有的人看一場直播刷幾千元的禮物并不少見”。

據栗子介紹，直播PK也是“圈粉體系”中的重要一步。“一般的步驟是，發吸引人的內容，讓大家看到；通過PK營造噱頭，固粉、通粉（吸引對面主播的粉絲）；給大主播（粉絲量大）刷禮物秒榜，讓大主播甩粉（收人錢財，替人辦事兒）。”

比如，某平臺的“大胃王”被官方短期封禁了直播權限，起因是一場直播PK。“大胃王”在直播間與另一位主播不斷相互詆毀，最后甚至演變成了直播間里的相互謾罵，兩人矛盾愈演愈烈，最終兩人都遭到懲處，被查封了直播權限。

對于這類現象，觀看直播PK的常客蘇先生已經習以為常了。“在平臺出臺相應規章制度之前，直播間里的相互謾罵太常見了。經常就是因為一言不合，兩個人就在直播間里相互攻擊，除了人身攻擊外甚至還會相互辱罵，內容不堪入耳。但是看客們大多數都是以一種看熱鬧的心態去看的。”蘇先生說，“相較于主播的單人直播，直播PK對主播的素質其實應該更加嚴格要求。因為它是一種直接可以刺激粉絲們消費的直播互動，傳播范圍、影響力都會更加廣泛。”

此外，有些主播為了在直播PK中獲得勝利，甚至會通過打色情擦邊球的方式來吸引粉絲的注意力。此前，某大型直播平臺有一位女主播，PK輸了之后的懲罰打色情擦邊球，但很快遭到封號處理。

據了解，由于監管缺失，為了誘導打賞，平臺和主播都想盡辦法。

在某短視頻平臺，目前最貴的禮物是至尊禮炮，6666.6元/個；可以觸發全站通知特效的嘉年華每個3000元。此外，在某語音為主的平臺上，記者看到，平臺禮物種類繁多，最高禮物“以愛加冕”價值一萬多元。

打賞行為管理規范給激情打賞降溫

對話人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

中國傳媒大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副院長王四新

激情打賞引發爭議

網絡直播亟待監管

記者：近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絡表演（直播）分會正在參與制定主播賬號分級分類管理規范，以及直播行業打賞行為管理規則，預計年底前出臺。網絡直播打賞行為規范出臺的主要目標是解決目前網絡直播中存在的激情打賞、高額打賞和未成年人打賞三大問題。

王四新：直播是一種場景化服務，平臺和主播通過創造場景化的情形，讓在這種場景消費的用戶自動產生打賞行為。如果打賞者是正常的成年人，打賞行為也一般視為有效的法律行為，政府和監管機構不易對這種行為施加過多的限制。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無論是直播平臺，還是作為引導整個場景形成的主播來講，都可能有專業的操作，團隊也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形成大量的操作技巧并且通過這種操作技巧來誘使參與者給他們更多的打賞金額。

打賞者因場景和情緒方面而產生的非理性打賞和高額打賞行為，有可能是在主播或平臺采用誤導或欺騙方式下作出的。如果不對平臺或主播這一類做法施加限制，容易形成平臺主播和打賞者之間不對等的法律關系，影響正常法律關系的形成。嚴重的還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問題。所以政府予以一定的監管，借助監管的力量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我認為是非常有必要的。

記者：某種意義上，打賞主播既像是“贈與”又像是“消費”。這種復合屬性決定了沒有現成的監管范式可以對其加以約束，目前也沒有共識性的評判標準對其進行解構。針對直播打賞，不少人提出，希望通過政府來指導、協會來落實、平臺來參與，最終形成行業規范。

王四新：無論是通過自律形成的規范，還是通過政府監管，直播打賞過程中的非正常現象都不可能徹底被遏制。但是，在相關監管措施完善下，可以為各參與方尤其是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高額打賞者、非理性打賞者，甚至是未成年人的加入進行維權，提供更多的依據。同時平臺也可以根據監管需求，逐步完善平臺的運行規則，按照新規則的要求，確定平臺打賞新的規則體系。

朱巍：直播打賞，如果是涉及違法違規的，打賞金額也是必須退還的。至于未成年人打賞，應該以退還為原則，不退還為例外；成年人以不退還為原則，以退還為例外，不能把即興打賞全都納入到無理由退貨或后悔權中。

針對直播打賞的監管，只能要求主播不引誘他人打賞、欺騙他人打賞、道德綁架他人打賞，或給他人洗腦要求打賞，劃清底線與觸發式監管是比較好的。自律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把自律變成必須要達到的標準，如必須把錢退回來等。

孟強：打賞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利人處分自己財產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也是人們的自由，所以不宜通過法律進行限制，而且法律也沒法規定詳細，更不可能規定打賞數額的多少。

法律規定了合同的效力制度、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規則等，這些規則都可以適用于打賞行為效力的判斷，只需要司法機關在個案中進行適用即可，因此無需再作出過于瑣碎細微的具體規定。行業自律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細化規定，通過行為公約的形式讓平臺自愿采納行業規范，從而實現自我約束、自我監管、自我預防。

行業自律的約束力比較有限，不具備法律效力，但是可以在參與的主體之間產生一定的約束力，從而有利于解決打賞中的一些突出問題。但這種行業自律不同于監管，不是來自監管部門的監管規定，而是一種基于自愿而制定的自我行為規范。

打賞實為服務合同

不能侵犯他人權益

記者：有業內人士認為，直播平臺進行了成癮式設計，原則是利益最大化，商業變現能力最大化，本質目的還是利用人性渴望成功和爭強好勝的特點獲利，和賭博的成癮機制是一樣的。制定相關的行為規范能扭轉這一局面嗎？

孟強：在當今智能科技不斷發展進步的時代，成癮性設計并不是直播平臺的專利，而是應用型科技公司普遍的做法，無論是閱讀新聞還是觀看視頻或網上購物，軟件背后的科技公司設計的算法，都會不斷改進用戶體驗，對用戶不斷形成刺激，使其不由自主地成癮。當相應的后果會影響到社會公共利益，例如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時，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監管部門的規定就會做出反應，進行監管，確保底線。

直播打賞本質上是一種服務合同，用戶提供打賞，獲得主播更多優質的服務，對于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來說，這就是一種消費行為，是合法自愿實施的，法律一般不會介入太多。但如果打賞行為侵犯了他人合法權益，例如將夫妻共有財產或家庭共同財產用于大額、激情打賞等，則權益受侵犯者可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打賞行為無效、返還打賞的財產等。

對于這些行為，為預防糾紛，需要司法機關準確適用法律，也需要行業自律。行業自律不可能取締打賞行為、徹底扭轉這種局面，因為這是行業的重要獲利點，行業協會不可能自我摧毀獲利點，也無法治本，但是可以使行業更加規范，能夠有效抑制矛盾高發區域的糾紛與訴訟，也有利于保護相對弱勢群體一方的的利益。

記者：目前不少直播平臺對于未成年人的打賞返還有相應的處理措施。但是，此前在處理相關糾紛時，如何界定打賞行為是否來自于未成年人可能仍存在舉證難度的問題。未成年人的網絡賬號在進行大額支付前加入監護人的人臉識別認證的環節，是否能達到一定的監管效果？

朱巍：未成年人打賞在網絡實名認證時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如18歲以下是不能開直播的，還有青少年模式等，這是家長監管的范圍。有些打賞金額不能退回是因為很多打賞是家長打的，但打賞以后，后悔權履行不了，借口說是未成年打賞的，這種行為也是存在的。  

因此要強調賬號行為，即通過行為完成賬號推斷行為主體。比如，賬號是一個未成年人的，那么推斷這個行為是孩子打賞的，多余的錢要退還，除非平臺能提供相反的證明。但如果賬號是成年人賬號，退款則需要家長來證明打賞是由孩子進行的。

孟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二）》第9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其監護人同意，參與網絡付費游戲或者網絡直播平臺“打賞”等方式支出與其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監護人請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該款項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與未成年人年齡、智力不相適應的款項”是一個需要在個案中進行判斷的標準，因為每個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家庭條件都不相同，行業協會可以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一些細則，有助于案件審理時作為法庭的參考。（趙麗、邢懿銘）

（原題為《賣慘打法律擦邊球吊足粉絲胃口懲罰方式不斷翻新緊盯粉絲錢包網絡直播PK亂象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