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哲文

深圳市法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常務理事，中共深圳市委黨校《特區實踐與理論》雜志社社長、總編輯、研究員

譚博文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博士

10月16－22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僅回顧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成績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還著重闡述了如何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等重大問題，并且為未來五年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制定大政方針，作出全面部署，是一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綱領性文件，是指導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宣言和行動指南。

黨的二十大報告把依法治國擺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關鍵位置來謀劃、推進、部署，是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綱領，是規劃確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實踐行動綱領的重要文獻，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勾勒出一幅清晰且生動的法治新畫卷。

一、謀篇布局、專章論法，豐富和發展習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布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局和戰略高度布局法治、厲行法治，聚焦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命題，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戰略性、實踐性、真理性、指導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習近平法治思想”，開辟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新境界。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于法治的論述，不僅體現在賦予了習近平法治思想以新的內涵，也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具有了更為明確的方向。

一是布局新。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深化依法治國實踐”是作為報告第六部分第四點予以闡述。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于法治的論述則是以題為“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單獨作為第七部分予以闡述，特別強調了全面依法治國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總體部署和發展目標，進而從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其具體舉措。

二是理解新。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性闡述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而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于全面依法治國的理解更為深刻，用“三個關系、三個作用”深入闡釋這一論斷，即“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三是表述新。黨的十九大報告沒有對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進行具體闡述。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將全面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明確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也呼應了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表述。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的發展路徑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再一次重申了要打破過去“分步驟、按階段”的發展路徑，堅持走“同步性、整體化”的發展路徑。上述這些特點都進一步宣示了我們黨矢志不渝推進法治建設的堅定決心，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習近平法治思想，進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新時代黨和國家工作布局，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法治工作的高度重視。

二、立柱架梁、夯實基礎，提高全面依法治國能力和水平，全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依法治國的能力和水平是國家的基礎能力之一，國家基礎能力的強弱程度直接影響國家能力的大小，進而直接左右著國家的治理能力，影響著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全球化局面下的治理軌跡和治理效果。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要想提升治理效能，就要把握好依法治國的各個環節，即“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針的各個方面，具體體現在“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扎實推進依法行政”“嚴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設法治社會”四大舉措之中。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69件，修改法律237件次，作出法律解釋9件，通過有關法律問題和重大問題的決定99件次，現行有效法律293件，行政法規有598件，地方性法規有13000余件，編纂民法典，制定出臺涉及衛生健康、公共文化、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法律法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就是強調立法工作既要在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上發力，又不要本末倒置，應在已成功建立并經實踐檢驗完善過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基礎上，致力于彌補現行法律空白區域與矛盾領域，有序推動立法任務，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規范。例如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區塊鏈等新興科技領域法律還存在法律空白，涉外領域立法則是針對當前國際格局矛盾領域下所作的策略性治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深入，持續開展“減證便民”，推動各地區各部門清理證明事項2．1萬多項，深化綜合行政執法改革，全面推行行政執法“三項制度”，開展省市縣鄉四級全覆蓋行政執法監督體系建設，各級行政復議機構共辦理行政復議案件190．9萬件，案件糾錯率達13．6％。“扎實推進依法行政”顯現特征表現在其字斟句酌之上，黨的十九大報告表述為“推進依法行政”，黨的二十大報告加了“扎實”二字，代表著未來依法行政工作的方向和程度的變化，體現了對未來工作更加嚴格的標準和更高質量的要求，在不斷推進依法行政過程中，拒絕喊口號、練虛功、擺花架，真抓實干，優化政府職責體系和明晰政府權責，通過改善行政效率提高行政公信力，全面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民事訴訟的去繁化簡讓群眾訴訟更為便捷，刑事訴訟堅持以審判為中心最大限度防范冤假錯案，審查立案改革登記立案破解人民群眾立案難的問題，推進檢察公益訴訟回應群眾熱切關注領域，推動刑事辯護全覆蓋提升人權司法保障水平，上述做法都是司法體制深化改革、司法公信力顯著提升的具體體現。“嚴格公正司法”要求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必須牢牢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落實領導干部干預司法的記錄制度，建立主審法官制度、法官終身負責制、錯案倒查制度，推行法院人財物省級統管改革，完善司法監督制度，打破過去因為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導致的司法不公、司法腐敗的現象，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完善多元化社會糾紛解決機制，加強法治宣傳教育，順利完成了“七五”普法，全面啟動了“八五”普法，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斷提高，全社會逐步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環境，公民法治素養不斷提升。法治社會是構筑法治國家的基礎，“加快建設法治社會”就是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優秀法律文化，增強中華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深入開展法治宣傳，加強法律教育合作，強化全民學法、用法、守法的基因，提升全社會法治文明程度，不斷實現法治價值的塑造與引領。發揮黨員領導干部示范帶頭作用，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善用法治思維解決難題，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三、民之所望、善治所向，厚植依法治理法治底蘊，全維打造新時代法治中國建設的灣區樣板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從2016年3月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到2017年7月《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的簽署，直至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出臺，標志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進入實質階段。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這個有著“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域、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特點的超大量體，在世界上獨一無二，既沒有先例可循，更沒有模式可套，制度壁壘成為影響其建設進度的核心問題，而法治才是破解制度壁壘的利劍，法治不僅可以保護各類要素在資源配置下的權益，激發創新活力和內生動力，它還能規范政府和市場邊界，充分保障公平競爭，營造穩定可預期的規則秩序。《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里明確了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重要成員的深圳其未來的五大戰略定位之一便是法治城市示范，同時要求進一步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不斷提升對港澳開放水平，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深圳在以法治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助力灣區城市群協同發展、創新發展中責無旁貸。要對標黨的二十大提出的法治要求，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推進各方面工作的法治化進程。構建不同于灣區三地既有法律制度的合作機制，在滿足于對大灣區制度化需求的同時，維護國家法治統一。

從立法層面來看，在未來大灣區的建設中，要充分發揮立法權力，將各項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法治化，將其上升為一套嚴密的法律法規體系。要承接已有基礎，根據《法律框架合作協議》，制定區際沖突法解決區域的程序規則，最后制定適用灣區的統一法（也可稱之為灣區法），即各主體通過各自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形式使大灣區內部合作相關法律達到實質的一致與協調。加強重點涉外領域立法，用法治方法應對挑戰和防范風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應探索設立大灣區立法協調機構，構建長效化的立法協調聯席會議，使其成為法制協調、制度對接和機制銜接的有效平臺。擴大公眾參與法律合作的重要環節，立法協調機構應當鼓勵灣區內公眾參與立法工作，提高立法的科學化、民主化。

從依法行政層面來看，由“行政思維”向“法治思維”轉變，明晰政府的職能和責任，尊重市場規律，維護市場秩序，做到放活與管好有機結合，依法行政、規范高效，將規范和高效兩者統一起來。

從司法層面來看，應當積極主動發揮香港、澳門的立法權和廣東的地方立法權，特別是深圳的經濟特區立法權，實現立法和司法實踐的有機銜接。從知識產權互認機制、創新產業集聚機制、知識產權運營服務機制、知識產權保護聯動機制入手建立嚴格的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營造開放包容的灣區營商環境。完善粵港澳訴訟案件管轄協調機制，推動粵港澳形成統一協調的調解機制，嘗試建立快速審理涉港涉澳案件制度。建立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仲裁制度，積極引入更多國際級的解決爭議組織。

從法治文化層面來看，要進一步拓寬法律服務業的合作。逐步降低粵港澳的律師準入門檻，建構跨境法律職業對接機制，建立粵港澳法律服務業協會，集聚三地法律界人士的智慧合力。充分挖掘社會力量，加強三方的科研機構、高校之間法律人才的交流和培養，鼓勵建立粵港澳地區的法學專業學生雙向培養機制，在尊重司法制度、法治文化等差異的基礎上，增進粵港澳法學生對彼此司法制度的了解、國家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為法治中國建設儲備人才力量。內地要積極向香港、澳門宣傳法治各個領域的改革成果以及優質的法律服務環境，讓港、澳老百姓有機會、有途徑、有能力了解內地的法律服務水平和法治營商環境，為灣區各方法治實踐中形成法治共識，凝聚法治認知營造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