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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聞網2025年8月6日訊（記者 張玲 翁任瑩 實習生 吳泓毅 陳昱江）8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頒下非正審禁制令，宗馥莉不得從匯豐銀行賬戶提取資產，直至法庭另有命令。此外，法庭同時頒令宗馥莉須交代賬戶的最新結余、資產去向及收支完整賬目。至此，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的遺產爭奪戰，進入白熱化。
香港法院的禁制令意味著什么？后續會對遺產分割產生怎樣的影響？法律“玲”距離欄目此次邀請劉亞娟律師進行詳細解讀。劉亞娟律師是盈科（深圳）律師事務所婦聯主席、家族爭議解決法律事務部主任、廣東省律協婚姻家事法律專業委員會委員，在家庭婚姻、家族財產繼承等方面深耕多年。
法律“玲”距離：香港高等法院的裁決是否意味著宗馥莉“敗訴”？
劉亞娟律師：香港高等法院的這份裁決，性質上類似于內地法院的財產保全民事裁定書。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被告惡意轉移財產，確保未來可能的判決能夠順利得到執行。
因此，這份裁決并非對案件實體權利義務的最終判定，目前并不存在宗馥莉“敗訴”之說。案件的最終結果，仍需等待杭州法院的實體審理。不過，該案為處理跨境財產保全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實踐范例。
香港高等法院裁決書截圖。
法律“玲”距離：法定繼承制度下，我國內地法律對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的繼承權是如何規定的，為什么？一份有效的遺囑是否可以排除非婚生子女的繼承權？
劉亞娟律師：我國自1950年《婚姻法》（備注：《婚姻法》2021年1月1日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施行而廢止）起即明確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這一原則延續至今，在《民法典》中依然有效。
規定兩者繼承權平等，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1. 現實復雜性：非婚生子女的形成原因復雜多樣（如未婚同居、遭遇侵害等情形），難以進行簡單的道德評判。
2. 平等保護原則：法律旨在平等保障每個個體的基本權益，避免因其父母婚姻狀況的差異而遭受歧視和不公，這符合法治精神與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子女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不應為父母的狀況承擔“原罪”。
關于遺囑效力：如果遺囑合法有效，且其中明確排除了特定非婚生子女的繼承權，法律原則上尊重遺囑人的意愿。
但需注意，無論遺囑內容如何，都必須為缺乏勞動能力且無生活來源的繼承人（包括符合條件的非婚生子女）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
如果遺囑中未保留此必要份額，在遺產分割時，人民法院將依法先行扣減該部分，再按遺囑執行剩余遺產的分配。
劉亞娟律師接受深圳新聞網記者采訪。（張玲 攝）
法律“玲”距離：根據我國內地法律，一份有效的信托必須具備哪些核心要素？
劉亞娟律師：依據我國《信托法》，設立有效信托需滿足以下幾點關鍵要素：
1. 合法的信托目的：信托目的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或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例如，公司負責人不得侵占公司財產或利用職權謀私。如果為掩蓋此類行為，他們通過設立信托（名義上委托他人管理公司財產，但指定自己為受益人）來挪用財產謀私，那么信托目的就是違法的。
2. 確定且合法的信托財產：信托財產必須明確、特定化，且來源合法、權屬清晰。委托人需對財產擁有合法處分權。以非法財產（如犯罪所得）設立的信托無效。
3. 符合法定形式的信托文件：設立信托需有書面文件（信托合同、遺囑或其他法律文件）。特別是以遺囑設立信托的，該遺囑必須嚴格符合《民法典》關于遺囑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要求。
結合宗馥莉與三個非婚生子女的案例，根據我國《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十七條的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信托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信托財產所在地法律或者信托關系發生地法律。因此該案中信托的有效性認定，很可能需依據香港法律來進行判定。
法律“玲”距離：結合這個案例，高凈值人群（尤其是企業家）為何有必要提前做好財富傳承安排？
劉亞娟律師：一個關鍵原因在于：個人影響力會隨著生命終結而消散，但巨額財富的誘惑卻始終存在。生前基于信任的口頭托付或非正式安排，往往難以在身后持續有效地約束各方。
因此，高凈值人士必須提前借助法律工具（如遺囑、信托、保險等）進行制度性安排，方能確保個人意志在身后得到貫徹，有效防范家族內耗、資產爭奪及不當流失的風險。
法律“玲”距離：高凈值人群為何選擇在境外配置房產？
劉亞娟律師：高凈值人群進行境外房產配置，核心動因在于資產多元化布局與風險分散需求。雖然房產在不同經濟周期中并非總能帶來高額回報，但其作為實物資產，尤其在法律體系完善的國家/地區，通常具有較強的抗通脹屬性與保值功能。此外，境外房產作為固定資產，在管理透明度、稅務籌劃空間及跨代傳承便利性方面，往往具備一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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